雖然大家都喜歡免費的內容，但它的付費機制會產生新的問題
多數情況下，發文和討論學術出版的一般是學者、圖書館員、作者、出版商和編輯自己，他們的觀點來自于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但是對于獨立記者兼博主 Richard Poynder 來說，他并不是學術領域的人，也寫不出高質量的研究報告。Richard 有名在于他在博客“開放還是關閉？”（Open and Shut?）上發表的文章，其中最受歡迎的是三個系列的訪談。以博客為基礎的 OA 書籍 The Basement Interviews?中有 Richard 采訪數位推動免費開放獲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The Open Access Interviews?和?The State of Open Access 系列記錄了 Richard 開放獲取倡導者和實踐者的對話。Richard 也是 Global Open Access List（GOAL）的版主，這些年來，他的工作收到了很多關注。著名開放獲取提倡人士 Stevan Harnad 就曾描述 Richard是：開放獲取運動的“年史編者、良心和執著高尚的人”。與 Richard 的對話就如同 Steven 所說，他知識淵博、有見解且非常坦誠，是一位非常理想的受訪者！
因為我和 Richard 討論了很多事情，所以將這次的訪談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 Richard 講述了他早年的工作，以及當初是如何對學術出版產生興趣。Richard 同時分享了一些他作為獨立博主和記者面臨的挑戰。
是什么讓你成為關注學術交流議題的獨立記者？
我從事過很多種工作，包括服役于皇家海軍，當過農場工人、鐵路保安、老師還有記者和博主。在 1980 年代，我開始對計算機和撥號服務感興趣，我轉換成記者。1988 年，我在 Micronet 旗下一家在線商業期刊當編輯，在當時是 Viewdata 系統 Prestel 公司中最大的信息供給商。到了90年代，我開始為《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和其他英國報紙寫一般科技文章，偶爾為華爾街日報歐洲版（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寫文章。在那時，我也是 Information World Review（IWR）的編輯，主要是報道當時被稱為“在線信息產業”的資訊，里面包含了一些學術出版商想要讓期刊轉成在線需要做哪些事。這成為我對學術交流產生興趣的開端。
能談談你早期的工作嗎？當初是如何開始開展開放科學活動的？
當我還在 IWR 工作時，基因是否應該有專利的爭論一直居高不下，還有是否該批準軟件跟所謂的“商業性”專利的激辯。那是我經常寫跟專利信息相關的文章，我開始沉迷于軟件專利權的議題中，在這個過程中，我遇到了開源軟件運動，從那時起，我又參加了一些其他免費開放運動，包括開放獲取。這個新興趣與學術交流領域非常合適。
我也開始對科技發展挑戰傳統所有權做法產生興趣，因此通過采訪各種免費和開放運動的倡導者，進行更深入的探索。我在 2006 年出版的 The Basement Interviews 一書中整理了當時的采訪。做完這些采訪后，我發現跟免費開源軟件比起來，開放獲取并沒有獲得充分的報道，因此我決定專注于此。從那以后，當然，這個潮流擴大到開放數據、開放科研記錄（open notebook science）和開放式指標（open metrics）等，后來“開放科學”（open science）這個更廣泛的詞就出現了。
作為一個獨立學術交流記者，你面臨過什么樣的挑戰或困難嗎？
從我開始在網路上寫作開始，主要的挑戰到今天都沒有變過。讓我解釋。
我的目標不是只要簡單地報道開放獲取，而是要記錄它一直以來的發展，努力深入地探索這些問題。
這就是我的第一個挑戰，因為要能夠深入探討一個議題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我做很多采訪，對于接受采訪的人來說往往也是繁重的工作。我的方式也意味著問題會挖的比較深，所以整個采訪常常會變得很長。受訪者要被問很多問題，所以他們有時會選擇中途停止訪談，因此不是所有的采訪都是完整的。除此之外，我懷疑一些潛在的讀者可能覺得要花太多時間才能結果。因此，我的讀者群比預想的要小很多。這只是野獸的本性。
第二個挑戰來自于，要確保我的工作會長期 有效。一開始，我認為開放獲取是網絡革命的一部分，可以顯著地改變世界。最后很明顯地，要改變學術交流，需要的時間比原先預期要長很多。
無論結果如何，無論要花多久的時間去重塑學術出版，我不禁想，也許 50 年或者 100 年，當歷史學家回顧過去，抓破頭不能理解為何科研界要固守不完善又過時的系統這么長時間，我的采訪可能會有幫助，但前提是它們對這段過度時期的議題、爭論和討論提供良好記錄。
但是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采訪可能無法留存到未來史學家可以參考的時候。很明顯地，Google可以隨時拉掉 blogger （我使用的發表平臺）的插件。理想情況下，我會希望所有的工作都能在未來任何時候讓所有人看到，但這也許不太可能。
不過，最大的挑戰是當我將寫作移到博客時，我的收入就沒有了。我想我可以去找某些形式的贊助，但是如果我這么做，我就不再是獨立的，我認為一些獨立的聲音對于開放獲取發展具有一定價值。如果沒有獨立的聲音，學術交流變革的歷史可能最后就只由出版商的觀點來寫，例如出版商被描述成開放獲取的主要倡導者和英雄，隱去出版商最初強烈反對開放獲取的事實。
我覺得有趣的點是，我面臨的收入挑戰是學術刊物的翻版！因為人們不愿意付錢瀏覽網上的內容，出版商已經承受越來愈大的壓力，要取消學術期刊的付費門檻并且放棄傳統訂閱模式，這也是開放獲取運動在這十五年間不斷疾呼的。
出版商如果他們沒有收入來源是無法生存的，這件事沒錯。基于這個原因，開放獲取的出版商向作者（或資助單位）收取出版費（APC），不過科研界逐漸發現這種方法也有問題。因此，盡管免費內容很受歡迎，在解決了老問題的同時，也產生新問題。
你認為，作為一位非學術領域出身的人，對你在對學術交流發聲時能提出獨到的見解有幫助嗎？
是的，我會這么覺得。我相信，因為我不是研究人員、圖書館員、出版商，也不涉及任何研究基金，讓我比那些身處開放獲取中的人具有更獨立的視角。當然，沒有人會說自己完全客觀中立，我也不例外。畢竟，我相信開放獲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也是最好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對開放獲取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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