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圈抗拒改變同行評審』

這次的訪談要給大家介紹一個剛開始科研生涯的研究人員的生活，他的博士生活要做實驗、發文章、參加學術會議，私底下他到不同國家教育研究人員關于開放研究和科學政策、積極經營博客、擔任同行評審員，還能抽出時間做許多其他的活動！Jonathan (Jon) Tennant 最先栽入古生物學研究，這是他與科研的初戀，為了古生物學，他還中途換了專業。在投入古生物研究之后，沿路上他還發現自己對科研溝通和政策保有熱情，特別是開放科學。他深刻理解人際關系的的潛力，因此積極參與學術研究的一些重要的議題的討論，這都是在忙碌的研究工作外另外進行的活動。我跟 Jon 聊到了他對科研的興趣，還有他個人的喜好，其中我特別想是到他是如何能兼顧研究，同時又參與那么多其他的活動，然后我知道支持 Jon 的是他對科學的熱情，還有要讓更多人知道學術出版做重要發展的需要。

Jon Tennant 是倫敦帝國大學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地球科學與工程系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古生物博士在讀最后一年，他的研究重點是深時生物多樣性發展和滅絕軌跡，以及促成該軌跡的生物和環境因素。Jon 對科學溝通富有熱情，強烈認為科學應該要深入大眾。他積極追蹤談論開放科學的最新發展能影響科學溝通。Jon 也有自己的博客，名字是 Green Tea and Velociraptors，他經常在推特上分享他有興趣的話題。

此系列訪談共有三輯，此為第二輯，在這輯的訪談中，Jon 分享了他對自己感興趣的議題的觀點：開放獲取、開放數據、科學溝通和開放同行評審這些事情的好處，還有消滅影響因子！他也說明自己在促進科學溝通和政策想法信息交流上參與到什么程度。還有更重要的，Jon 表達自己對一些學術議題的憂慮：研究人員缺乏對開放獲取及其意義的真正理解、亂用影響因子、害怕使用新的同行評審系統等等。Jon 堅持研究人員應該更積極思考科學在社會上的角色，還有研究人員自己在科研溝通中做為主要人員的角色。

你在自己領英的個人檔案中說你致力“強化地球科學領域中學術研究、研究觸及率和政策制定的互動”，你打算怎么做？

在任何許可的情況下，我會持續強調一些事情的重要性：科學溝通、了解政策流程和科學互動，還有研究和溝通過程相關的其他面向。舉例來說，我在倫敦帝國學院幫忙管理一個叫做?Science Communication Forum 的論壇，我們在上面舉辦研究政策重要事項的講座和活動，比如說學術出版在開放獲取和開放數據的進展。我利用機會寫研究，還有我自己的博士生經驗，評估一些研究程序。最近我在政策方面的工作變得比較精煉，主要是因為時間限制，但我還是地質學會科學委員會的成員，希望能出一點點力也好。最近，我對研究透明度比較感興趣，特別是“開放科學”的發展，我也花了 5 年的時間讓其他研究人員知道這是什么。現在我博士快要畢業了，也在一個名為 ScienceOpen 的開放研究及發表平臺有個工作，我也花了很多時間在溝通開放獲取、開放數據、科學溝通、開放同行評審還有拋棄影響因子的好處！

你在博文中曾經提到“OpenCon 群體還有很多誤解需要處理”，能說明下是什么意思嗎？

當然！這是在指廣泛的開放獲取。還是有一些研究人員對開放獲取的知識驚人的少，我覺得很訝異，這個東西這么重要。呃，這邊我只是單純在指全球核心知識的取得！針對這方面，我跟其他人最近一起寫了一篇文章檢視學術界開放獲取的證據，我們這是為了經濟，也是為了更廣大的社會群體。沒有什么比每個人有平等的機會取得知識來得更重要的了，我希望這篇文章，還有我其他的活動，都是達成這個目標的一小步。

但有幾個特定的例子都顯示大眾對自存檔的了解不夠。許多研究人員會抱怨開放獲取是垃圾，因為它太貴或是選擇太少。自存檔在全世界都是免費的（除了存儲中心和維護），如果再利用?Sherpa/Rome 這種工具，要知道有什么限制就更簡單了。另外一個就是人們會說開放獲取太貴了，但他們似乎忘了我們在現在的體系花了多少錢，這個體系只讓有經濟或學術優勢的人取得知識，每年的金額大概是 80 到 100 億美元。我們可以用這個成本的一小部分發表研究產出到全世界，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取得。但你知道的越多，你看到的學術出版界就越廣，維持現狀的言論就越薄弱，反對開放獲取就越站不住腳。

其他研究人員還是會說大眾不想或者不需要取得研究論文：事實上，我最后一次聽到有人這么說是在德國柏林的一個活動場合上，那個人還是某大出版商的出版關系總監（我不提他的名字）。這種看法是很傲慢、無知、精英主義的，對打破“象牙塔”心態沒有幫助，這種情況仍在研究界蔓延。“大家”不需要、不想或不該取得知識，這個想法就我看來，是卑鄙無知的誤解，破壞全球多年來的研究和心血，是科研界全體都需要一起努力破解的。

你曾經在別的帖子中說過：「我們正逐漸遠離影響因子和商業出版社主導的體系。」但你又說：「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影響因子，它還是質量的代名詞。」你能說一下這點嗎？

影響因子還有期刊排名，是學術混亂的源頭。影響因子原先是設計給圖書館使用，用來判斷他們的教職員使用最多的期刊是哪些，現在卻變成一個廉價、懶惰又快速評價研究人員還有研究成果的方法。研究人員應該是知識和證據的追求者，現在卻淪陷在這么一個薄弱無理又被誤用的指標，它變得這么重要，甚至可以定義學術界的架構，這個真的非常諷刺。有些證據顯示影響因子無法重復，本質上來說是湯森路透和出版商談判而成，使用任何的期刊排名進行評價基本上是不好的學術行為。

前些時候我提出一個清單，里面列出研究人員和單位分別可以做的事情，讓影響因子消失，換成更好的評價體系。在經過很多討論之后，只消滅影響因子似乎不夠，更糟糕的是，如果研究人員停止使用（或不玩“影響因子游戲”）反而有風險，因為評價他們的人還在使用！現在，我只知道：我們因為影響因子，正在失去一些頂尖科學家，或是前景看好的研究人員。這些研究人員開始他們的科研生涯時，希望能做出好研究，向世界傳播成果，帶來真的改變，但他們發現學術界比較在意可以升等的影響因子，而不在乎他們在哪里發表了什么研究，因此他們做科研的夢想幻滅了。這對科學絕對沒有好處，對科學家也沒有好處，在學術生態體系里的每一個人都至少該知道，自己對影響因子誤用和影響因子在學術中的主導地位負有責任，對沒有找出更好的替代辦法有責任。

你認為學術界面對對替代同行評審和發表模式的態度如何？已經用別的系統發表的研究，是否跟用傳統形式發表的研究一樣被認真對待？

有件事我們必須要知道，全球學術圈是令人難以置信地異類，它不是群眾思想，而是由一小群人、極度不同的人所組成的。因為這樣，學術溝通不管是剛興起的或是正在進行中的改變的想法總是非常多元，總是非常極端。

10 年前，開放獲取出版還被人嘲笑，傳統出版商說這行不通，研究人員覺得這是質量低劣的垃圾，也幾乎沒什么資金。現在，我們有全球開放獲取政策系統跟法規，以前強烈反對它的人基于各式各樣的原因開始發現開放獲取的好處。學術圈一直以來要的東西就是證據，要先證明這體系行得通。開放獲取花了好一段精力才發展到現在這樣，能夠展現出這樣比較有效率、質量更好、更便宜、整體來說比傳統體系更好，還有是可以永續發展的商業模式。現在許多學者只做開放獲取發表，資助單位也開始有大范圍的相關規定，我們看到科研出版界有更多創新（大多數來自學者自己），有些出版商從開放獲取出版產生額外的營收。但是，這些改變很慢、很折騰，經歷了很多年痛苦的談判，才到達現在的局面。現在還是有很多關于“預印本”、在正式同行評審前同時發表之類的討論。有些研究群體，像是高能物理學和數學界，已經這么做了好幾十年（這就是網絡發明的原因！），但生命科學界的人就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加入。不過事情慢慢在改變，有些研究人員看起來比較愿意嘗試新的發表方式跟溝通方法了。所以，我會說有些人對此保持開放的態度，但很多人還是很保守，背后有來自社會常規和行為的眾多因素，但最大的原因是風險大于潛在利益，研究人員不該在開放和自己的科研職涯中做出選擇。

我剛開始讀博的時候，一些同事說說：「只發 OA 文章你沒辦法繼續科研生涯。」（等一下我會告訴你怎么做到）我還記得當我第一次發表論文到?PeerJ 的時候，一個資深同時告訴我：「這個雜志沒有影響因子，不算數。」這很傷。我的第二篇論文是發表在 PLOS ONE，另一個同事又說：「這個根本沒有經過同行評審，不算數。」那時候是 2014 年，其實不是很久以前的事。這兩句話我想了很久，原因有好幾個。第二句話徹底的錯了，會有這個想法，透露出對 OA 連最基本的了解都沒有；而第一句話，不管我們在學術出版體系做了多少改變，讓期刊轉往新的模式，我們沒有做到讓研究人員評價（大多數基于期刊品牌和影響因子）與他們的工作本質和溝通脫鉤。這才是關鍵，現在有很多研究人員在說，如果我們不對學術界進行結構上的改革，只有改革學術出版是不夠的。三年過去了，我發表的 9 篇同行評審論文都是開放獲取，而我很幸運因為這樣獲得系上頗負盛名的獎項。接受吧，你們這些反對的人！

至于同行評審，相關的討論少了很多。我們正根據 Mozilla Global Sprint?擬稿，討論如果我們更好的接受網絡的威力，未來可行的同行評審模式可能有哪些。這個看起來比較有進展而且可以想象，但一般來說，我想學術人員是抗拒改變同行評審的。比較高級的研究人員對現在的同行評審體系和傳統出版做了很好的貢獻，這是很顯而易見的，又不然他們不會在現在這個位置，所以他們不樂意中斷這個體系不令人意外，問題在于，這些高級學者握有權力，不止能影響大范圍的改變，還能影響人心。如果你看開放同行評審會更明顯，所有我碰過的年輕科學家幾乎都很怕開放同行評審，原因都一樣：「如果我在評論上透露了我的名字，然后比較資深的研究人員對我的看法提出負評，對我的職涯會有影響。」這是濫用權力，跟同行評審模式沒有關系，這是我們讓資深研究人員在不用負任何責任的情況下控制扭曲整個體系有關。因此有這些攻防，一邊是握有權力的人，一邊是對同行評審和學術溝通懷有抱負的人。問題在于風險存在希望改變的一方，像是學生，而在固有體系的人沒有幫助對方的誘因，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這是我認為學術界很多人有“文化慣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人員為什么要知道科學溝通和科學政策趨勢？這對他們來說有多重要？

研究人員的工作只有一個：研究。這永遠是他們的首要任務，但只做研究不問世事也很愚蠢。我有時候覺得很沮喪，研究人員知道的事情真的很少。拿倫敦帝國學院來看好了，我有很多同事不知道有國家有新的開放獲取政策，不知道我們有專門的基金給開放獲取，甚至不知道單位有存儲資料庫。很多人不會去想出版寡占的問題，現實是，不是每個人都享有一樣的權利可以獲取研究，我們每年付給出版商的錢有多少，每次聽到那些人說：「我可以拿到我需要的研究。那有什么問題？」真的很生氣！很多人都不知道影響因子是怎么計算的，不知道為什么要分享數據、要怎么分享，當然還有學術溝通生態體系中的改變。總是有人會讓事情變得更好學、更好推廣這些改變、建立群組，這就是為什么我這么愛 OpenCon！

但是，我要承認，確實有很多地方沒做好。首先，研究人員自己沒有具備這些知識，知道學術溝通各個面向；再來，大學和研究單位沒有提供相關的培訓（畢竟這是個復雜的領域，變化也很快）；第三，研究團體沒有在比較高的層級公開討論這些事，確認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對公眾好，有好好的溝通和散布研究。總是有影響研究人員和研究工作的爭論，比如說歐盟的版權改革，所有歐盟資助的研究應該在 2020 年全部開放獲取。我碰到的很多研究人員都不知道一旦他們簽了版權移轉書，論文的版權就不在他們手上了。這給我們的啟示是隨時都會有困惑和懷疑。出版商肯定會努力說服讓改變對自己有利，但研究人員首先如果沒有關于這些改變的知識，根本什么也沒辦法做，再來他們要有一個平臺可以發聲，影響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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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謝 Jon 與意得輯專家視點讀者分享這些重要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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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 Jon Tennant 訪談第二輯，下一輯也是系列訪談最后一輯，Jon 將會提供剛開始科研生涯的研究人員一些寶貴的建議，他也會談到他對學術發表的未來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