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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術溝通要克服的醫學英文障礙
自 60 年代后期以來，J. Patrick Barron 教授在日本擔任醫學研究員的顧問。回憶起早期他在日本“充滿活力以及極端先進的”肺癌領域的經歷，他說到他是怎么和東京醫科大學（Tokyo Medical University，TMU）的非母語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將他們的工作傳播到全世界。
Barron 教授擔任過多家期刊的編輯、編輯顧問，包括《胃腸病學期刊》（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乳腺癌學》（Breast Cancer）、《支氣管學期刊》（Journal of Bronchology）、《變態反應學國際期刊》（Allergology International）以及《心臟病手術期刊》（Journal of Cardiac Surgery）。1975 年，他首先提出在日本醫學院創建通訊中心的想法，從而創新了醫療通訊中心、內部醫學寫作支持，以及將信息從日本流通至國外等想法。
Barron 教授出生于蘇格蘭，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英文文學學士學位，英國倫敦大學的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Kyogen（狂言）歷史博士候選人資格。在 60 年代末攻讀博士學位之前，他在國際基督教大學完成了四年的日本研究，自 1970 年起參與東京醫科大學的第一手術科以來逐步接觸到日本醫學界的其他領域。
他是亞太呼吸內科學會（Asia-Pacific Respirology Society）執行委員會成員，現為 COPE 國際咨詢小組日本代表，他也曾擔任過日本東京醫科大學國際醫學溝通中心的教授與主席、日本川崎圣瑪麗安娜醫科大學英語副教授、韓國盆唐首爾國立大學醫院顧問教授，目前為東京醫科大學的名譽教授。
Barron 教授最近在 2014 年科學編輯委員會（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CSE）年會上與 Acta Ecologica Sin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和《生態系統健康與可持續性》期刊責任編輯段靖博士以及開科思/意得輯 Editage 美國負責人 Don Samulack 簡報了關于“亞洲作者發表道德教育策略”的主題。
您修過日語，并對中世紀的日本漫畫劇歷史進行過廣泛的研究生工作，那么您是如何與醫學這個完全不同的領域產生連接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有時會也問自己這個問題。我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的是英文文學，因為當時我不曉得之后要做些什么，而英文文學系有最多的選修課程，我想要通過選修課程挖掘我的興趣。我的選修課有中國文學翻譯，雖然當時我對醫學很感興趣，但我并不愿意像我的一些同學一樣付出巨大的努力來考進醫學院。于是，我最后選擇了東方學，并在研究生持續了相關的研究，雖然那時候我對未來完全沒有規劃。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中文博士學位需要3年的日文課程。
當時我的經濟完全獨立，因為我 15 歲時從蘇格蘭的家鄉跑出來，第二天在一位姐姐的幫助下于到達美國。當時賓夕法尼亞大學與哈佛大學在美國是最昂貴的大學，即使有一些貸款和財政援助，我身上幾乎沒有多余的錢。1968，我畢業的前一年，我聽說如果去日本可以白天學日語晚上教英語，這樣我就能養活自己也可以繳學費。我認為在日本學習一年的日語相當于在美國學習 3 年的日語，所以 1969 年初我決定略過學校對日語的要求并在畢業后申請了一年的強化日語課程。
Barron 于愛爾蘭多尼戈爾鎮自家前，一座在 15 世紀廢棄的修道院
為了支持自己，我做過各種兼職工作，而最早期的一份工作是教一位通過國際基督教大學日語學院聯系上的外科醫生，他是當時最知名的肺癌外科醫生之一，Yoshiro Hayata 教授。所以在我赴日本不久后，便在東京醫科大學教 Hayata教授以及其他工作人員英語，這個經驗帶我認識到如何與期刊交流以及如何作編輯工作，這些大部分是我在日本念書的時候自學的。在第一年讀完強化日語與現代日語后，我開始學習高級日語和吸引我的日語歷史。所以，我經歷了一個稍微精神分裂的過程，并在學習古日語的同時編輯現代醫學文書。
您是第一個提出醫學院通訊中心想法的人，是什么引發了這個主意的？
當我 1970 年第一次到東京醫科大學教 Hayata 教授的時候，我壓根不知道東京醫科大學曾是日本數一數二的肺癌診斷與治療機構。在我過去幾年本科的工作中，其中一個兼職工作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的圖書館整理期刊。雖然我說過不愿為進入醫學院而做出太多的努力，但我確實對醫學感興趣，我曾經翻閱期刊中的目錄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有趣的話題，我發現當時幾乎沒有北美或英國以外的任何研究或科學調查，那時我也沒想太多，但是，當我到了日本后，我意識到日本有充滿活力以及極端先進的醫療診斷、治療與研究水平。
在日本，人們不會談太多自己的成就，所以學習的困難點于在東京醫科大學沒有人提到他們在肺癌領域是日本甚至世界級的頂尖單位。在1970年，我看到了日本在 1969 年夏天所發明、第一批生產的其中一支支氣管鏡，當時我以為所有醫院都會有這些儀器，完全不知道這是頂尖技術，而且當時在北美沒有一個機構擁有如此靈活的纖維支氣管鏡。八年內，我從一位美國激光制造商中長期租用了激光器，以纖維支氣管鏡來診斷與治療肺癌。
另一件我七八年來都不知道的事情是，在 1965 年之前，Hayata教授已經進行過肺部肺葉移植手術，我想世界上第三或第四次進行此類手術。當時沒有免疫抑制的藥物，因此兩個肺部都被拒絕了，而 Hayata 教授認為沒有免疫抑制藥物的手術是不道德的。但這件事依然顯示出日本當時的狀況，以及因為日本人員英文能力不足導致西方不知道這些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英文被日本人視為敵人的語言并禁止了教學，所以 Hayata 教授 在學生時代沒有學過英語。因此，我看到很多有助于患者的材料與信息，我覺得我有必要幫助他人克服溝通上的障礙來使患者受益。
Barron 與東京醫科大學 Yoshihiro Hayata教授
我的第一次編輯經驗幾乎是場災難，有人讓我編輯一篇 Hayata 教授與同事寫的論文，該論文是關于以細胞學水平來拒絕肺移植手術的過程，雖然我對這個領域幾乎一無所知，我也盡我全力與作者一起合作來增進論文的可讀性，那時候是用一臺舊Olivetti便攜式打字機來工作的，那種只要打錯一個字就要整頁重打的工具，非常費力的工作。在投稿給美國某期刊的 6 個月之后都沒有收到回復，我們都不知道該怎么辦，于是我寫信給期刊詢問論文的狀況，結果期刊回復：「什么論文？我們沒有收到任何東西。」這表示我們得重打整篇論文，重新再投稿，這次我們立刻就收到回復，期刊編輯說英語太糟糕，必須讓有專業英文水平的人修改。
你可以想像，我當時非常尷尬，因為我編輯過這篇文章，我必須對它負責。在思考后，我寫信給期刊的主編，在信中夾帶論文，感謝他的反饋，并指出如果論文有英語方面的問題，那么這表示美國的英文教育有嚴重的問題，因為我是從長青藤大學英語文學系畢業的，而且我可以保證文章中詞匯、語法或標點符號沒有任何錯誤，不過如果編輯能具體指出錯誤所在，我將不勝感激。在這之后，我們沒有收到任何回復，但論文很快就發表了。
這再次提醒我，對于從國外來的投稿，如果作者的名字一看就不是來自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又遇到經歷二戰、對德國、日本等國家的作者有偏見的審稿人的話，很有可能處于劣勢。所以在 1975 年，我提出了自以為很棒的想法，創立一個可以幫助東京醫科大學作者的中心，協助將信息傳播到全世界，當我向 Hayata 教授提出這個建議時，他只說了“沒有錢”，我覺得設立這個單位的利大于弊，但這之后還是經歷了 17 年東京醫科大學才成立了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個國際醫學溝通中心。
本系列訪談供有 3 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