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醫學英語 - 專家們是如何溝通的

J. Patrick Barron 教授是多家期刊的編輯、編輯部顧問，包括《胃腸病學期刊》（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乳腺癌學》（Breast Cancer）、《支氣管學期刊》（Journal of Bronchology）、《變態反應學國際期刊》（Allergology International）以及《心臟病手術期刊》（Journal of Cardiac Surgery）。1975 年，他首先提出在日本醫學院創建通訊中心的想法，從而創新了醫療通訊中心、內部醫學寫作支持，以及將信息從日本流通至國外等想法。本訪談共有 3 部分，關于 J. Patrick Barron 教授的詳細簡介請參考上篇訪談：日本學術溝通要克服的醫學英文障礙。

作為東京醫科大學國際醫學溝通部（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Communications，DIMC）的主任，你在日本發揚過 “醫學英語”教育。你的目的與目標是什么？實現這些目標的行動方針又是什么呢？

首先，關于醫學英語的問題，我贊成你對英語在醫療用途中定義的強調。我剛來日本的時候，這里還沒有醫學英語，盡管我是新手，我在編輯醫學論文的經驗中發現，我與作者們的差距很大，他們雖然知道領域內的醫學術語，但卻沒有辦法好好使用它們，我逐漸認識到外行人所不知道的溝通方式。我當時很幸運，因為我的心靈導師 Yoshihiro Hayata 教授在日本的手術與胸腔科領域是很有名的人，受邀參與過許多在美國和日本舉辦不對外開放的肺癌會議，這些會議每年在日本和美國輪流舉行，大約有 12 名從各國來的訪問專家（visiting specialist）與 20 名主辦國的專家。作為一個在會議中不引人注意的旁觀者，我能夠理解專家們如何彼此溝通，而不是一般外行人會用的討論方式。

Barron 教授與 Yoshihiro Hayata教授、Ann 公主殿下和 John Carruth 博士

時間回溯到 1972 年，Hayata 教授與日本領先的英語醫學教科書出版商曾托我翻譯肺癌的地圖集，雖然沒有報酬但我還是非常榮幸能收到這個任務，但在想過兩三天后，我還是決定放棄，我沒有信心能夠將物件必要的細節表達出來，讓國際上的人理解，可是 Hayata 教授直接對我說：「我們會教你」，從那之后每個周五晚上的 7 點左右到 10 點半甚至半夜，Hayata 教授跟他的五六個職員會來指導我。他們會為我展示 X 光片、病理結果、那個時候剛開發的光纖內窺鏡的檢查結果還有患者手術切除標本照片。我覺得我照實地翻譯了這本書，雖然最后我得知它沒有出版時松了一口氣；當時其中一位負責病理切片段落的作者堅持自己寫英文版，他在病理界非常有名，忙到沒有時間做這件事，所以這本書最終沒有出版。

兩三年后，我參與了美日委員會肺癌會議，雖然仍是不受人注意的旁觀者，但因為 Hayata 教授與他同事曾教導我關于肺癌的知識，所以我能夠了解他們的會議內容。由于我沒有讀過醫學院，我沒有使用“醫學”口語和書面溝通的機會，這個會議讓我了解到專業醫學人員的英語教育的必要性，當我在 1980 年擔任日本圣瑪麗安娜醫科大學的副教授時，我開始談論我所謂的醫學英語（Medical English），當時還沒有這個術語的存在。有些人很支持，但是一些其他包括醫生的人認為我在胡說八道，沒有“醫學英語”，只有英語。但我的所見所聞并非如此，醫生們彼此交談或寫論文時用的英文跟高校人文領域研究生寫論文用的英文是不一樣的。這就是為什么我這么積極創建可以在日本大學普遍采用的課程，教導醫學學生的英文，讓他們可以與領域內的人互相交流。

我認為所有醫學學生都應該擁有一樣的受教機會，不管他們用不用。但是制定統一、有用和實用的課程是教師們的責任。這就是我在 1982 年試圖啟動醫學英語教師社團的原因。

我曾自費郵費還有回函信封發放問卷給 450 位日本各地的醫學院教師，包含我自己在內有 4 位表示對參加醫學學生實施醫學英語教育的研究社團或學術團體感興趣，我很泄氣，如果你了解日本地理的話，日本這么大，全日本只有 4 個人有興趣，他們分別來自本島、北海道、四國和九州，這不是我所設想的那種支持，坦白說，主要問題在于許多醫學院的英語教師沒有在普通高校英語系就職過，所以對投入全新的領域有所猶豫。尤其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想，倘若他們教錯了什么，對病人可能會有負面影響甚至生命危險。

因此，關于針對醫學用途的英語的想法是非常負面的，我決心要克服它。我用真的醫學教科書，不是那種在西方教授的半套醫學英語教科書，雖然聽起來跟一般的英語有點不同，但也不是專業醫務人員交談會用的英語。我很幸運有次被拉到一個場合，醫生們在嘗試與彼此溝通，而我發現了一些問題，于是我嘗試用一段視頻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那是一段先前曾經在內視鏡國際會議上用過的視頻，是我翻譯和配音的，我當時非常小心，因為我不能被指控以非醫生的身份來教授醫學，我所能說的是我在教我曾翻譯過與配音過的內容。事實上這沒有什么問題，所以慢慢的想法變得越來越強烈，但最后是由比我在醫學方面更有影響力的人推動了學會的運作，他是神經外科醫生 Kenichi Uumura 教授。另外，我還得到了許多醫學出版商、制藥商和醫療設備制造商的支持，我很早就加入Uemura教授的學會，也就是日本醫學英語教育研究協會（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Medical English Education ，JASMEE），該協會目前有 500 名成員，，一半語言人員。我希望這將有助于發展統一課程或系列課程，使醫學研究生能有同樣的英語水平與領域內的人交流。

Barron 教授與日本圣瑪麗安娜醫科大學校長 Eizo Toguri 教授

基于你來自蘇格蘭，之后進行日語、東方、非洲研究的背景，結合目前在歐洲、北美、中國和韓國進行醫學溝通演講的工作，你的長遠國際視野是相當明顯的。目前你與 DIMC 合作創建，欲推廣全球的醫學英語教育標準課程，就你看來，這樣國際整合的好處還有推行過程中要克服的挑戰各有什么？

我認為標準統一的醫學英語課程對世界各地的醫學院是必要的。一個要特別強調的現況是自歐盟成立以來，在歐盟國家醫學院畢業的人可以到別的歐盟國家執業，也就是說，瑞典的醫生可以到法國工作，德國的醫生也能到英國職業等等，這個規定很好，但語言是一個問題，而過去有過幾個嚴重的案例，來自歐陸的醫生因為英國對于藥物的名稱、成分或劑量的標示不同發生過意外甚至死亡。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把存在東歐、中國、韓國、日本、中南半島、非洲和南美洲內部尚未被國際文獻記錄的大量信息傳播出去，患者才能從中受益。

讓患者受益是最終目標，而太多審稿人缺乏對此的認識：如果論文作者的母語不是英文，那么他們對論文科學性的判斷可能會有誤差。所以我們正在東京醫科大學發展正是一套標準課程，而且來自佩奇大學的匈牙利同事 Rebek-Nagy 和 Warta 教授跟其他歐洲同事正在試圖為歐洲健康保健專家們設計統一的醫學英語測驗與教學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