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出版界該如如何抵制不嚴謹的科學
我們正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方法與誠信教授 Lex Bouter 對話。上回 Bouter教授向我們介紹了荷蘭研究誠信研究所 (Netherlands Research Integrity Institute, NRIN)，并強調了科研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在這一部分，我們將進一步討論科研誠信。Bouter 教授分享了一些個人觀點，并談到了不可重復性危機的根本原因。他分析了學術出版中每個利益相關者（科學家、期刊、出版商、圖書館和學術機構）可以做什么來對抗不嚴謹科學，算是本采訪的高能部分。
更多作者信息：Lex Bouter 教授在職業上非常突出，身兼學者、老師、科研誠信專家數職。他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 400 名生物醫學研究人員之一。曾擔任教授、博導和校長職務；在多家學術、科學組織擔任高級職務；單獨和聯合發表過近 700 份作品。組織并共同主持了 2017 年阿姆斯特丹第五屆世界研究誠信會議，同時出任世界研究誠信基金會主席。
您對有問題的研究操作 (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 QRP) 進行的調查性研究聽起來很有趣，尤其是該研究調查了受訪者對 QRP 的看法。樣本選擇也很有趣——您選擇了國際科研誠信會議的與會人員。能多談談您這個研究嗎？
我們在該調查中分別讓受訪者估算了 60 種科研不端行為的發生頻率，有嚴重的也有輕微的。同時還調查了每種不端行為對實驗效度的影響。隨后，我們結合調查數據給這些操作排名，前五位如下：
- 對初級研究員和研究新手監督或指導不足
- 沒有充分分析研究缺陷和局限性
- 對研究過程的記錄不足
- 對他人破壞科研誠信的行為視而不見
- 忽視質量保證的基本原則
令人驚訝的是，科研誠信的三種典型“重大不端行為”在這 60 項中排名靠后。捏造和篡改數據對研究效度影響很大，但普遍性很低；抄襲雖然很常見，但對效度影響并不大。
目前我們正在對阿姆斯特丹所有活躍的科學家重復這項調查，收集非科研誠信專家的觀點。巨大的樣本體量也有助于我們研究不同學科和學術隊伍之間的差異。
假設不可重復性和實驗信度缺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兩個首要問題，您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什么？
確實，科學研究的可重復性通常在 10%?至 40%?之間，這一點在近年來越發明顯。這一“復制危機”對學術界內外的許多人來說都很震撼。原因可能很多，目前還有沒詳實的調查或說明。選擇性報道很可能是造成當前可重復性較低的一個原因。研究結果顯著的論文更容易被高影響力的期刊接受，將被更頻繁地引用，經常得到媒體的大量關注。所有這些對科學家的職業前景都是有利的。不顯著的研究結果很不受歡迎，所以通常根本不會有人報道，我們稱之為發表或報道偏見。這種偏見會讓某些研究數據過分被曝光，誤導研究的影響力。尤其是某些隨機性高的小型研究，結果顯著都是靠運氣的。此外，研究人員受不住讓研究結果更好看的誘惑，不惜用一些有待推敲的手法，或更不堪的操作，進一步扭曲了公開記錄。
由此產生的低可重復性研究是種資源浪費，還在科學文獻中留下錯誤的引導。為了虛偽的顯著結果而在研究中用人或動物做樣本，不管最終是否發表都是不道德的。從理論上講，解決方案很簡單，只要公布所有研究結果，并確保整個過程都是透明的，這意味著所有步驟都可以被檢查和重構。研究需要預先登記，并在數據收集之前將完整的協議上傳到存儲庫中。同樣，還需要上傳數據分析計劃、建模方法、數據集和完整結果。上傳后可以修改，但要留下痕跡，方便用戶前后對比，找出數據變化誘因。理想情況下，這些透明度要素應被公開，但在很多情況下公開訪問會受時間、完整度的限制。這并不違背完全透明的原則：即使是高度保密的國防研究，在必要時也應該由受保密約束的調查委員會進行全面檢查。
這些建議很靠譜！Bouter 教授。您在 NRIN博文中提到“我們首先要對抗不嚴謹的科學和研究文化中潛在的不正當激勵、缺陷”。學術出版的每個利益相關者該怎么做呢？
最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是科學家自己。他們的行為導致了科研道德越界和不嚴謹的科學。他們不僅要為自己的研究負責，也要督促同事遵守科研道德，尤其是自己帶的博士生和其他學生。當然，科學家的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受他們所在環境的驅使。本土的研究環境和整個科學系統都是重要的決定因素。遺憾的是，其中存在一些不正當的激勵措施。賦予科學家權力并優化激勵機制是每個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他們應該共同實現這個目標，讓不端行為難以生存。
研究機構在這方面有一系列的職責。他們應該提供適當的培訓、良好的設施、一個用于保護研究質量的健全系統（規范、指導方針、審計等）、優秀的導師，并且設置公平的處理違反科研誠信的流程。此外，研究機構應該培養一種研究氛圍，鼓勵免責舉報，建設性地討論科學家面臨的日常困境。最后，研究機構必須為其科研人員建立一套公平而均衡的招聘和晉升標準；這些標準不應傳達“只有高影響力的出版物和引用參數（如 h 指數）才重要”這種信息。
基金單位應該要求研究機構履行上述職責，研究應依照提案以完全透明的方式進行。基金單位有提要求的資本，申請人往往會因為基金而作出妥協。越來越多的資助機構通過有效行使權力來加強研究的質量和完整性。
科學期刊及其出版商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應盡可能多地采用“透明度和開放促進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Promotion, TOP) 準則”。期刊還應公平、充分地處理科研誠信問題，并優先遵循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 提供的指南。為了防止選擇性報道，期刊不應受研究結果的影響，而應根據研究問題的重要性和方法的正確性來決定是否發表，可以借用注冊報告的格式。最后，期刊必須讓出版過程更加透明，對研究的記錄存檔更完整。在數字時代，作者無需再為頁數限制而苦惱。有希望的發展趨勢包括預印本、開放同行評審和發表后同行評審。現在預測方向還為時過早，但 PubPeer 的顛覆性創新以及像 PeerJ 和 F1000research 等期刊采用的的新穎方法都非常有趣。
如果您可以在另一個國家成立 NRIN 團隊來支持科學研究、可持續出版以及研究和出版領域其他有意義的事，您會選擇哪個國家？為什么？
我沒有在其他國家科隆一個 NRIN 的野心。但肯定鼓勵海外的同業考慮在他們的國家或洲建立一個科研誠信網絡 (Research Integrity Network, RIN)。我們會盡可能地提供幫助，分享荷蘭的經驗提供網站的內容給大家借鑒。但也沒有必要復制，畢竟增加當地特色很重要。我們知道歐洲、非洲、南美洲和亞洲的一些同業正在考慮啟動 RIN。當然，一部分類似的網絡和網站已經存在，例如亞太地區科研誠信 (?Asian Pacific Research Integrity, APRI) 網絡、歐洲科研誠信辦公室網絡 (European Network of Research Integrity Offices, ENRIO) 和倫理協作在線資源環境 (Ethics Collaborative Online Resource Environment, EthicsCORE)。
很難說哪個國家或哪個洲最需要?RIN，因為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科研誠信的地區差異。但最近的一些證據表明，中低收入國家面臨更大的挑戰。以科研數量的增長情況來看，中國和印度最有可能啟動 RIN。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第六屆世界科研誠信大會將于 2019 年 6 月 2 日至 5 日在香港舉辦。
本次采訪就到這里，感謝 Bouter 教授分享的寶貴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