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如何改變了得獎人的生活？

今年諾貝爾獎的科學類相關獎項在 10 月 12 日公布完畢了：生理學或醫學、物理學、化學、文學、經濟學。在得知獲得諾貝爾獎的那一刻，得獎人便從原本只有同事認識頓時成了全球名人，名譽、榮耀、獎金、媒體焦點，讓得獎者的人生變得如同夢境一般。科學家們是怎么處理這個情況的？這個景況對他們的人生和工作是稍縱即逝亦或有長遠的影響？

自諾貝爾獎公布的當下，得獎人突然覺得自己變得很忙，學術單位、會議、廣播、電視節目等各式各樣的演說邀請蜂擁而入，他們開始到世界各地與商業人士、政策制定者、政治人物會面。許多諾獎得主被授予有力的學術地位甚至政府高層職位，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具有發言權，像是 1951 年因發現钚元素（用來制作原子彈）而獲得諾獎的?Glenn Seaborg，在得獎后擔任美國原子能委員會（Atomic Energy Commission）主席十年之久。一同獲得 1989 年生理學或醫學獎的?J. Michael Bishop?博士和?Harold Varmus?博士發現人類跟動物皆存在致癌基因，Bishop 自此成為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校長，Varmus 則是成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院長，Varnus 表示：「（得到諾獎后，）我的人生有了劇烈的變化，我頓時從一個平常的學術科學家變成領導。雖然我先前從沒有參與過任何國家級的議題，突然間我自己身在在政府的各項討論中，探討科學政策相關問題，還在國會上作證。」雖然行程變得極度忙碌，Bishop 和 Varmus 的研究工作仍然沒有中斷，他們依然在單位里有自己的實驗室。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夠維持公眾人物生活與科學研究間的平衡，雖然科研才是他們的最初熱情所在。2001 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共同獲獎人野依良治（Ryoji Noyori）的人生就完全改變，他說：「在得獎前，我專注在自己的研究還有在名古屋大學的教學上。」但自從他成為諾獎得主之后，他便完完全全脫離了研究生活，絕大部分的生活中心在幫助政府發展日本科學研究和教育的版圖。像野依在得獎后進入另一種生活的還有許多人，比如 1996 年的化學獎共同得獎人?Harry Kroto，他說他永遠都在演講，各式各樣的講題，有時候甚至跟科學完全無關，這些責任讓他除了教學外鮮有時間做自己的事，研究更是完全排不進順位，Kroto 哀傷地表示：「我有時候覺得，如果我沒有發現（讓我獲得諾獎的）成果的話，可能會活得開心一點。」

改變最大的，是人們看待諾獎得主的眼光。得獎人都是杰出科學家，但卻被視為各個議題的權威，即使有些根本不是他們的專業范疇。他們說的話都被認真看待，因此一言一行都要特別小心，2011 年物理學獎共同得主?Brian Schmidt?就說：「諾獎帶給我最大的收獲是我可以代表科學發聲......作為諾貝爾獎得主，我的看法總會變成公眾演說...我努力負責任地使用這個話語權。」

諾貝爾獎帶來的榮耀與認可確實也為得獎者的人生帶來一些挑戰，關鍵是如何平衡原來生活中已有的任務以及新增加的責任，并抵抗不屬于自己專業領域內的誘惑，1974 年物理學獎共同得主?Anthony Hewish?就警告：「在接受任何請求的時候要小心，不要加入太多協會。」另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Frank Wilczek?精確的說出這個問題：「（贏得諾貝爾獎的）缺點是誘惑，可以抗拒的誘惑，尤其是倚靠諾獎光環的誘惑，還有成為宏觀問題重要發言人士的雙重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