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科研人員及其審稿參與
【本文轉載自 ASAPbio。作者 Gary McDowell 博士現任 Future of Research 執行董事，該非盈利組織致力于發布可靠的資源和信息，通過支持、幫助處于早期科研生涯的科學家，使科研工作得到整體提升。】
要說同行評審以及研究新手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ECRs) 在同行評議中發揮的作用，我自然會想到 Steve McKnight 在美國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學會 (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ASBMB) 主席致辭中的經典語錄：
“過去科學家的素質是我們不能比的。兩者間的差距就像美國‘最偉大的一代’——二戰期間反擊法西斯的人們和戰后的嬰兒潮一代那樣懸殊。生物醫藥如今是個大‘生意’，大家都想借著風口扶搖直上，其中很多人放在六、七十年代根本不可能成為科學家。不可否認，那些和我們一起申請基金的人里不乏有能力的科學家，但科研圈也同樣存在游手好閑混日子的研究員。”
Future of Research 用上面這段話印了一千件文化衫，話題本身也引起了爭議（詳情推薦看 Drugmonkey 這篇博文）。但如今不管是說起搞科研、同行評審，還是研究新手申請基金，總不難聽到這樣的評論：今時不同往日，這些東西已經走樣了。
走樣的原因目前還不好講。拿生物醫藥領域來講，行業自六、七十年代以來不斷增長，尤其是研究生、博士、博士后的人數，但與此同時終身教職名額沒有明顯增加，由此產生的就業競爭反倒是被熬成“沒有壓力就沒有動力”、“是金子總會發光”之類雞湯。另一方面，各家機構都聲稱自己為初級研究員提供了良好的技能培訓。這樣說來，假如現在的研究員受過良好訓練，又有競爭的意識和大環境，還有什么理由不比過去的人優秀？
研究新手當然不是不如資深學者，他們只是缺乏經驗。但有人為了這種所謂的“智商優越”排擠新人，限制他們的發展。有些出版商明令禁止研究生、博士及博士后參與審稿（2015 年于波士頓舉行的 Future of Research 大會上，出版專題小組披露了愛思唯爾的這一政策），就像有些基金單位在篩選新人的申請時也很嚴格。
我想在本文中討論研究新手（側重講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在同行評審中的作用，以及他們面對的問題。由此引出我將負責并參與的一個非正式會議——ASAPbio/Wellcome/HHMI 同行評審大會，該會議著重強調了研究新手在同行評審中扮演的角色。
同行評議簡史：資歷其實不比研究新手高多少
同行評審的歷史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久。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起，也就是 McKnight 在致辭中非常向往的那個年代，同行評審就以如今的形式被期刊和基金單位采納（時間線詳見鏈接，長文討論見“同行評審現狀和未來創新的多學科觀察”）。例如 Tennant 等人就說過：
“如今被視為頂級期刊的《自然》，至少在 1967 年以前從沒采取過任何形式的同行評審，直到 1973 年才將其正式列為出版流程的一部分……這種改變是源于人們開始認同期刊讀物的質量，從而推動了現代學術經濟的發展……人們說到同行評審都會默認它的權威意象，但很少有人說到這段歷史。”
這也就說到了最關鍵的部分——我們要學會尊重歷史。McKnight 口中屬于同行評審的好日子，其實也是同行評審誕生的年代，這種對權威的尊重延續到了現在。就像生物醫藥這門學問一樣，它誕生于二戰后的美國，創建時的醫學精神在現有體系中一代代傳了下來。而研究新手在科研上付出的努力正是讓體系有效運轉的前提。沒有任何一個歷史時間、事件會主動把研究新手排除在同行評審之外。
同行評審對新手的研究生涯有決定作用，他們應該全身心投入
論文，及其連帶的同行評審，是學術圈特有的貨幣，決定了研究新手往后的職業進程。要想取得應有的學術認可，研究新手應該想方設法持有這種貨幣。同行評審門檻只是管中窺豹，新手研究員要想在學術圈有一席之地要搞定的并不只有審稿圈。諷刺的是，新手在審稿權上被卡多半是因為資歷淺，但就像我前面說的，審稿本身也是一個“年輕”的環節。Tennant 等人還指出：
“第一篇研究論文、博士論文、第一本書對每個研究人員來說都是大事。成為學術圈一員的前提是要通過現有成員對其學術內容的檢驗，而堅持這種入會標準的原因是“習俗”，換句話說，因為以前一直都是這么做的。這種說法乍一聽站得住腳，但細想很荒謬。
給研究生和博士設置的科學培訓中應該加入同行評審，因為這也是科學的一部分，且對他們成為學者有好處，有建設性的同行評審培訓很有必要，有的期刊、學會已經開設了相關的導師項目。作為獨立的研究人員，博士后應該在導師的指導下完成項目或研究計劃，并跟 PI 學如何管理一個研究團隊。所以說，如果博士后要完成的是他們份內的工作，而不是被當成廉價勞動力使喚，就沒有任何理由不讓他們審稿。那些無法勝任其專業領域審稿工作的博士后配不上自己的職位。
當前審稿人嚴重短缺，事實上研究生、博士和博士后很難完全被排除到審稿流程之外。只是他們為審稿作出的貢獻沒能放到桌面上被承認。只因為研究新手的學術成就排不上號，就否認他們（特別是博士后）對審稿作出的貢獻是非常狹隘的，嚴重點講屬于學術欺詐。光靠這種對“優秀”的病態迷戀和對學術混子的刻板印象就封殺有正常學術能力的研究新手是不公平的。
如果非說有人需要為學術把關，那也應該是期刊。Tennant 等人還說了：
“擴充備選審稿人的數量和多元性，讓期刊有人可用才能保持流程正常運作。想要通過提高審稿人門檻來確保文章質量，可以說從底層邏輯上就跑偏了，就是所謂的‘放錯重點的謬誤’。”
同行評審改革中的弱勢群體問題
審稿工作目前都被白人、男性教授包攬。有時期刊會明確把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排除在外，缺乏審稿經驗讓他們的教授之路異常艱難，而他們又是最有潛力成為審稿人的多元群體，由此形成了惡性循環（Gibbs 等人）。這些都是阻礙審稿環境變得更包容、更公正的原因。
期刊和基金單位操持下的同行評審存在很大的結構性問題（Lee 等人）。據 Ginther 的調查顯示，美國的黑人學者獲美國國立衛生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主要獎項的比例是其他群體的 1/10。此外，期刊向女性學者發出的審稿邀請遠遠不夠；女性作者比例低（女作者有時還會被強行要求把男作者加進作者名單）；她們的研究還更容易無緣無故被“塞人”。傾向于支持同性作者的期刊編輯也以男性居多。基金申請方面，當隱去申請人性別后，女性的接受率反而更高。
在同行評審改革中，讓審稿人更多元的做法有個明顯的對立面。拿開放同行評審來說，來自邊遠地區的年輕審稿人對署自己的名有很大顧慮。Ross-Hellauer?認為目前沒有證據能說明開放同行評審會降低審稿質量、出現刻意奉承或貶低的反饋、報復審稿人等負面現象。但要明白不管我們懷有的偏見是否明顯，都會以某種方式影響到別人。偏見帶來的負面效應自古以來就有，它也存在于學術生活的其他領域中。Terry McGlynn 的“我為什么認為盲審更好”、Jeremy Yoder 的“我們為什么不署名”都分別談到了對偏見的看法。
只要有時間我就會接受審稿邀請， 審稿時我會把自己白人和年輕研究員的身份考慮進去。我的審稿風格比較激進、挑剔，即使對方是關系好的同事也一樣。我喜歡坦誠卻謹慎的審稿意見，也不介意當面把這些意見說給對方聽。至于審稿是否要署名，我覺得是種個人選擇。在報復、偏見等問題解決之前，如果期刊能分別提供盲審和開放同行評審的選項是最理想的。不過，我個人會把審稿看作一項對個人學術口碑有好處的非正式型學術工作，我和同事發表在《Self-Journals of Science》上的這篇名為“以科學為依據的科學評估——創新流程和指標”的文章中作了進一步闡述。
我認為一個人在學術界的地位、參與度是和成為基金申請人/負責人或審稿人這樣的事件緊密相關的，而目前多數新手研究員被分配的角色都比較務實，沒什么機會在研究中貢獻智慧。換個角度
看，生命科學領域中有更多女性充當可有可無的務實角色，更多男性獲得教授職位。這種現象不是巧合，而是一種把勞力和女性聯系在一起、把智力和男性聯系在一起的結構性不平等。Julie Des Jardin 在《瑪麗·居里情節》一書中對此有更多討論。繼續引用 Tennant 等人的話：
“作為一個封閉的系統，它一直止步不前，抵制任何激進、創新、超出審稿人知識結構或觀點的研究。”
不過，就像 Rodríguez-Bravo 等人指出的那樣：
“盡管如此，在實施任何透明審稿之前，仔細評估現有證據、和研究人員（特別是來自高危或邊緣群體的）溝通 (Rodríguez-Bravo et al. (2017))，都是必不可少的。
下一步
研究新手應該如何參與到審稿中來？Cell 在其名為 Crosstalk 的博客中給出了一些不錯的基本建議。不過如果期刊不能主動放寬對審稿人的標準，那這些建議的實施空間也不大。目前還是有很多期刊鼓勵年輕審稿人加入的，甚至還會提供審稿培訓。可以研究下你所在領域有哪些期刊有相似的政策（也可以咨詢你所在的學會期刊，他們通常會正視會員的需求，安排你參加相關活動）。比如 NIH 就在科學評論中心為研究新手舉辦了同行評審培訓。
讓研究新手在期刊、學會、基金單位中擔任類似董事和理事的重要職位、為組織負責，有利于創造雙贏局面。期刊中目前有 PLoS One 和 eLife 兩家已經走在前面，分別任命 Meredith Niles?和?Prachee Avasthi?兩位年輕學者為董事會成員。美國微生物學會和美國漁業協會等社團也將早期研究人員納入了董事會中。不過有人歡喜有人愁，NIH 的咨詢委員會最近就在一項撥提案中遇上了麻煩，原因是這項為改善年輕研究人員前景的提案在表決時并沒有任何研究新手參加，直到三名初級研究人員加入工作組提案才得以進行下去。
對研究新手，以至整個生物醫藥領域來說，增加可用審稿人、不做代審的“影子審稿人”、進行審稿培訓、認可審稿的學術價值都至關重要。目前有 75-90% 的審稿工作是由 20% 的審稿人完成的，這種設定既不合理也不會長久。正如 Tennant 等人所說，適當的激勵對維持高質量研究相當重要：
“目前審稿激勵機制的缺失可能是人們對稿件死活并不關心的主要原因之一，最終導致質量差的研究不斷擴散、增加。”
和目前主流的觀點相反，其實同行評審是存在可行的激勵機制的。對想留在美國的外國研究新手來說，最有效的獎勵就是和完善移民檔案相關的，而做過審稿人恰好就是其中一個。2/3 的在美博士后出生在海外，但很難講他們中有多少人想留在美國，因為很少有機構會統計博士后的下家在哪。據我估算，美國目前的 4 萬名博士后中，想移民的可能有幾千人。在最近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有位移民律師給出的建議是：“移民標準和你的職業目標是會有出入的。”出版業的審稿需求一直都在碾壓供給量，審稿工作總要有人來做，但怎么做、在哪做？這些勞動力是否會落入掠奪性期刊手里（盡可能多地發好論文也是移民標準之一，在競爭激烈的學術環境中，迫切想拿身份的研究新手也很容易被掠奪期刊坑騙）？才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為了避免上述通過不正當審稿獲得激勵的可能，學術圈需要對高質量的審稿負責，讓研究新手進行高效、有建設性、訓練有素的審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