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得精神病的概率是常人6倍

科研工作者的心理健康一直都成問題，但以前大家都不太搬到臺面上來講。

Teresa M Evans 等人于2018年3月發表了一篇題為 Evidence for a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graduate education 的文章，發現了研究生群體中的心理健康隱患。此項研究有針對性地調查了2000名研究生，其中有40%是生物、物理、工程專業的博士生。

研究結果給高等教育機構敲響了警鐘：患有精神疾病的受訪者比例是常人的六倍。該研究只對常見的焦慮和抑郁進行了調查，不排除研究人員還有其他心理問題。Evans 等人還發現，女性、變性者和性別認知障礙者患焦慮和抑郁的比例更高。

高等教育網站 Wonkhe 在2019年初發布的一項研究表明，“黑人和弱勢群體”學生、殘疾學生、國際學生的孤獨指數偏高。

綜合來看，以上兩項研究都進一步證實了被邊緣化會加劇精神疾病，認識到這點以后才能對癥下藥，給學生和學者們必要的支持。

個人層面講完，接著我們就說說影響研究人員心理健康的普遍因素有哪些。

是什么影響了研究人員的心理健康？根據我自己的經歷和觀察，我總結出影響研究人員心理健康的兩大因素，可以作為參考。

一、社會地位不平等

高校要想知道該如何針對不同群體提供不同的心理幫助，就要先理解歧視的交叉性（intersections of oppression）。比如：想研究“造成女研究員壓力的因素”，不是說找一群女研究員作為研究樣本就行了，還要綜合考慮其他（性別歧視以外的）使人邊緣化的因素，比如種族歧視、恐同、恐跨性別者、殘障歧視等等。這樣收集到的信息更能反應真實情況，得出的解決方案也更靠譜。

咨詢公司 Pearn Kandola 的資深心理學家 Guilaine Kinouani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寫了她小孩在學校被種族歧視的故事，給我觸動很大。發生在2019年的種族歧視和過去那些許許多多的歧視并沒有什么不同，并且它們還會繼續存在于各大高校里。所以說，我們應該正視不平等，積極營造一種友善的科研氛圍，不要讓弱勢群體更弱勢，而要讓他們搞起研究來更自在。

Guilaine Kinouani 的觀點剛好和我的感受類似：

“影響學生心理的健康的因素比較多。一般人進入大學都有個過渡期，而過渡有可能伴隨著更大壓力和心理負擔。學生會面對很多變化，包括從獨立生活（遠離家人朋友），適應新環境新文化，到學習新知識的課業壓力等。”

我在尼日利亞出生和長大，后來和姐姐搬到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學習生活了六年。我很喜歡約翰內斯堡大學，對教育質量也滿意，但由于手頭不寬裕，我每年只能回家一趟。想家除了加劇焦慮和失眠，還會降低日常的幸福感，就像 Guilaine Kinouani 說的：

“此外，很多人會為錢、貸款、就業、未來等操心。加上身份認同和交叉性歧視（種族、殘疾）等因素的影響，來自弱勢群體的學生心理壓力更大，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高。事實上，這些學生常會在學校里遭受隱性暴力，弄不好還會留下心理創傷。所以，我們在讓學生更好地適應新環境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菲爾德大學的國家教員 Kay Guccio 博士也同意 Guilaine Kinouani 的觀點，認為學術界的弱勢群體有著更嚴峻的心理健康問題，同時他也強調應該關心個體差異：

“我們應該搞清楚哪個學生群體的心理狀態最差。比如說，學校有責任去了解那些沒有帶薪病假的研究生（包括患慢性病或殘疾的）都在經歷什么；在反移民風潮下，那些從外地來英國讀博的單親父母又是怎么在工作生活中掙扎求平衡的；那些有全職工作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又是怎么應付遠程學習的？希望大學能好好聽聽弱勢學生群體的聲音，了解各家的難處。”

二、學術圈人際關系

和導師的關系是每個研究人員職業生涯中另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Evans 等人 （2018） 在一項隊列研究中發現，約一半患焦慮和抑郁的學生表示和 PI 的關系不好。和導師搞好關系，建立信任，至少能讓以后的科研生涯在人際關系上順風順水。

Guccione 博士研究學生和導師如何建立信任多年，一直致力于消除“有心理問題的學生不能和別人一樣成功”的偏見。發現學生有心理問題時，導師最起碼該起到牽線作用，馬上告訴他們要去哪兒尋求幫助。此外，學校要給導師足夠的資源，保證他們有能力去幫助自己的學生。

導師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Guccione 博士和 Billy Bryan 博士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導師好不好是很多學生對自己博士學位含金量的主要衡量標準。結合上文 Evans 的研究可以得出，在一段學術關系中，那個負責監督科研進度和質量的人對學生的健康狀況有相當大的影響。Guccione 博士把導師職責分成長線關系和短期建議兩類，基本能滿足她接觸過的所有學生的需求。

“那些和比自己資深的同事說不上話的研究生有時候倒能跟學校職工（比如開發人員、研究生管理員、圖書管理員等）談得來。職工能理解學生們面臨的困境，又對造成困境的政策、體制、辦事流程很熟。這些職工的觀點能在制定新規時幫上不少忙，對幫助學生和解決結構性大問題來說都是寶藏。”

我讀博期間就有幸常和 Guccione 博士交流，私事公事都有。此外，我私下也常和一些信任的職工、同事進行交流。他們都能在我需要幫助時出手，或者推薦我去找能幫上忙的人。Evans 的論文里也出現了類似的觀點：

“我們不得不承認，由于工作量過高、擔子過重，監督嚴，職業不穩定，工資少，退休金崩盤種種因素，研究生群體正承受著過大的壓力、焦慮和抑郁。身處食物鏈最底層，權利低、保障差，也難怪研究新手的心理狀態如此脆弱。”

結論

為了確保有心理問題的學生和研究員得到充分的支持，Evans 及其同事提出了三點建議：

第一，心理健康支持普及化，讓學生和教員接受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幫助時知道應該找誰。

第二，有意識地改變圈內風氣，心理問題去污名化，提倡工作生活平衡。

第三，進行拓展研究，針對心理疾病得出更多有效的干預措施。

Guilaine Kinouani 也給出了類似的建議：

“讓學生知道自己可能面臨著什么樣的挑戰很重要，早做準備，照顧好自己，會變通，做到以上幾點可以減輕一些壓力。還要鼓勵學生尋求幫助。與此同時，定期評估學術氛圍、項目進度、對學生的期望是否合理，揪出可能對心理造成負面影響的隱患，對易感人群加點小心。總的來說，這是一項需要從道德和法律不同層面努力的長期項目，我們應該從眼下做起，保護學生的心理健康。”

因此，高校應該改變現狀，對受心理問題困擾的學術工作者給予更多支持。具體來講：結構性優化工作生活平衡；在系內打通公開交流的渠道；指定專人負責研究生的健康；讓學生培養應用廣泛的技能；絕不容忍霸凌行為，定期（公開或秘密）進行檢查；明確工作時間；杜絕偏執；提倡平等；財務上給予支持和補助。

對有心理問題的研究員給予支持，把結構性問題最小化，這些都將會對科研文化產生積極的連鎖反應。研究氛圍一旦好了，生產力也就上來了。但也別忘了幫助心理患者的初衷：先想想怎么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別本末倒置。這將不只讓他們在學術上受用，也能教會他們以后如何面對生活中的困難。

Furaha 目前與開科思/意得輯攜手，對全球科研人員的心理健康進行調查，點擊鏈接進入該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