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日趨國際化，編委卻沒跟上節奏

【本文首發于 THE WIRE，經作者?Sarah Iqbal?和編輯?Vasudevan Mukunth 同意授權轉載。】

我們今天所謂的“科學”很多都是根據期刊論文的相關指標產生的。也就注定了多數討論集中在誰能搞出能發表的研究，以及哪個出版商愿意讓他們發表。

佛羅里達大學的科學家團隊對這種情況進行了研究，發現里面有很大問題。他們具體調查了哪些科學家在哪本期刊上發論文，是由誰決定的，發現學術看門人大多來自更發達、更富裕的國家。

這些人指的是身為期刊編委的編輯。佛羅里達大學團隊發現，在過去的30年里，這些期刊編委會的成員幾乎完全沒有變化。即使發展中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發的論文都多，也沒能打破這種格局。

大家都希望，在期刊變得更加國際化的情況下，來自不同地區的人能進入編委會，而上述發現讓這一希望磨滅了。

Emilio M. Bruna 及其團隊分析了 24 個期刊，發現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編輯名額很少。“即便在今天，還有超過 50%?的編輯來自英美兩國”佛羅里達大學科學家兼研究 PI Bruna 告訴 The Wire：「這反映出不平衡的期刊國際化。」

這一發現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因為這些編輯是科學知識的守門人。除了從某種程度上檢查作者的研究效度，他們還決定哪些研究會發表，會對同行“可見”。來自發達國家的科學家把決策階層的肥差占掉一大半的現象值得人思考。同質化的編委會可能會優先考慮某些研究領域，同時排斥其他領域，對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家置若罔聞。

例如，在界定論文影響力時，有本地級別和世界級別之分。 「一些發達國家的問題只能算本地級的，但由于發達國家研究人員數量龐大且派系分明，區域問題就可能被上升到更高層面。」印度科學教育研究所 (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and Research, IISER) 的生態學家 V.V. Robin 告訴 The Wire。

豐富性和多樣性

這不是個新概念。年輕的巴西科學家 Bruna 常聽人這么說。「我同事常說編輯是不會對我們的論文感興趣的。所以我決定找出這些編輯都是誰，從哪來。」

20 世紀 80 年代第一次有人注意到了編委組成的地域偏見，在這之后各學科的研究人員都試圖記錄這種現象，但幾乎所有人都只進行了很短時間的采樣，比如一兩年。

這是 Bruna 團隊增大樣本的原因之一。他們分析了 24 本著名生態學期刊在 1985 年至 2014 年發表的文章。“我們把范圍縮小到生態學，因為它是一門基于實地的學科，要對當地問題熟門熟路”，Bruna 說道。所以，他和同事推斷，比起其他更依賴實驗室的領域，生態學的地理偏見會更突出。

他們調查了每一位編輯加入編委會時的原籍地、原籍國和國家人均收入。然后以年為單位列出編委成員表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例如在某年雇傭了多少位編輯，其中有多少是歐洲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什么規律和變化。

調查結果和生態學屬性相映成趣。“在生態學中，豐富性和多樣性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Bruna說。

有 15 種鳥的森林比有 10 種鳥的森林更豐富。不過，假設兩片森林都有 15 種鳥，一片森林中大部分是烏鴉，另一片森林中看到烏鴉、鷹、麻雀和啄木鳥的幾率差不多，那第二片森林就更具多樣性，盡管這兩片森林的豐富性一樣。

同樣，研究發現編委會雖然變得更具多樣性，但豐富性卻沒有提升。

他們發現1985 到 2014 年間編委會的平均人數幾乎翻了四番。自然會有發展中國家的編輯加入編委會，但成員的豐富性卻不怎么樣。

Bruna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像印度這樣科學家眾多的大國，躋身編委會的編輯名額比瑞典少，就能證明這一事實。”

Bruna 團隊還發現，當把人均收入作為篩選標準時，即使期刊會從缺乏代表性的國家地區選人也會在矮子里拔將軍，最終還是會選些來自富裕國家的編輯。例如，如果一家期刊想把亞洲科學家招入編委會，比起印度和印尼，他們更有可能從日本和新加坡中選。

按比分配

此外，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可以解釋這種不平等。一些研究領域需要更多的經濟投入。就像印度科學院院長 Ramakrishna Ramaswamy 說的，“編輯要輸出這些領域的研究”。那些基金短缺的項目會青睞日本多過印尼。

但是還有一個被忽視的深層問題。

像 Bruna 說的，在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并不是影響編輯招募的唯一標準。發展中國家的許多科學家都在有名的期刊上發過論文。但論文發在哪或是哪里人都不是決定因素。

相反，提名通常從編委會內部產生。編委成員通常更愿意舉薦同事，為知根知底的人擔保更放心。隨著時間的推移，圈子越來越閉合，偏見不斷被放大。

因此，和偏遠地區的科學家不熟、沒接觸過都可能成為推薦的限制因素。無端減少了一些人被招募的機會，即便他們沒有任何過錯。

「翻黃頁上可行不通，你得知道對方確切的聯系方式。」Ramaswamy 說道。

國際會議是建立人脈的好機會，但印度科學家很少參與其中，可能是因為缺少經費支持。越是沒有條件去學術社交，就越沒人認識，機會也就越少。 “另一方面，不去社交也可能讓他們措施獲得研究經費的機會如此往復，惡性循環”，Ramaswamy 補充說。

歐洲編輯可能會忽略一個對南亞來說很重要的研究。但編委里如果有個南亞編輯就會對這事兒更上心，ta 至少會比歐洲編輯更頻繁地查看該研究對當地人的影響，是否因地制宜地給出解決方案。

在全球問題對低收入國家影響最嚴重的今天，期刊按比納入不同地域的編委對解決不平等非常重要，反之亦然。大量砍伐東南亞泥炭林會使大氣中增加大量的二氧化碳，加劇全球變暖。與此同時，瘧疾在柬埔寨比加拿大普遍得，但有記載的卻很少。

這種溫水煮青蛙型偏見可以通過增加編委會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來解決，特別是當發展中國家不缺合格科學家時。Bruna 團隊發現，2014年發展中國家研究員在被調查的 24 本期刊上發表論文總數是期刊編輯人數的 3 倍。雖然來自發達國家作者的論文更多，但期刊起碼應該做到讓編輯和作者人數成正比。

本文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發表在 PLOS Biology? 上。

作者 Sarah Iqbal 是印度阿里格爾穆斯林大學生物化學系高級研究員。